赖清德接管民进党遭各方质疑 台媒：美国对他都有疑虑******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18日正式就任民进党主席，对于备受关注的两岸关系，他的论调被认为比蔡英文更危险。对于他可能成为民进党2024年选举的候选人，岛内和美国都表示担忧。
被批赤裸裸搞“一边一国”
1月18日，赖清德从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手中接下印信，正式成为民进党主席。他声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服从于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带领下的民进党，会持续站稳蔡英文的“四个坚持”，继续蔡的两岸路线。多名赖清德阵营核心人士辩解称，外界理解的重点应放在“务实”上，而非“台独工作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18日表示，赖清德的说法就是赤裸裸的“一边一国”“一中一台”，让两岸政治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只两岸关系不可能和平发展，甚至也无法“守护台湾”。他批评赖清德意图把台海风高浪急可能掀翻两岸和平之舟的责任甩锅大陆，企图以此掩盖或化解两岸结构性矛盾及其对台海和平与两岸交流带来的冲击，“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台湾民众应有智慧，不至于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蒙蔽。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柯直言，赖清德上任党主席的第一天，“台独路线就一目了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日对赖清德喊话称，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要给各界一个明确答案。他说，民进党若持续推动“台独”就是违反全民意愿，伤害区域和平与两岸安定。“立委”赖士葆19日称，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就是“台独”，比蔡英文更冒进、更危险。“立委”费鸿泰批评称，赖清德现在要追随蔡英文的步伐，既然如此，不就预告跟蔡这几年的做法都一样？台湾不会有焕然一新的局面，蔡英文继续当党主席就可以了。
长期在深绿的台南
赖清德1959年10月出生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父亲是一名矿工，祖先来自福建漳州。他两岁时，父亲遭逢煤矿灾变突然去世，母亲独立拉扯6个孩子。赖清德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复健医学系、成功大学医学系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94年，他接下民进党提名的陈定南台湾省长竞选总部“全台医师后援会”会长，开始以长期担任医生工作的台南市作为政治舞台，两年后当选台南市选区的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1998年当选“立委”并连任。赖清德的妻子吴玫如相当低调，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2009年1月，民进党决议由赖清德代表参选台南市长，2014年连任。他当时承诺，将做满4年任期。但2017年9月，时任“行政院长”林全向蔡英文请辞，赖接替林全组建“内阁”，他也因为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而遭到台湾舆论的猛烈批评。2018年11月，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赖清德次年1月请辞获准，他的职务由苏贞昌接替。2019年3月，赖清德正式宣布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
这也让他与蔡英文的矛盾大爆发。当时脸书出现不少攻击赖清德的粉丝页，有些留言及制图用字相当激烈。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暐瀚曾在节目中说，“民进党为了让小英能确保胜出，下达格杀令，网军键盘手直接瞄准赖清德”。挺蔡英文的粉丝页，把赖清德的侧翼都洗成是国民党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然后再质疑赖，甚至下令敢动蔡英文就“全面开战”。赖清德实在忍不下去，一度公开向蔡英文喊话称，“蔡英文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抹黑我，这对未来团结没有帮助”。前台北市议员罗智强笑着说，别人说蔡英文有网军，你可以不信，但这次可是“赖清德亲口认证小英有网军啊”。最终，赖清德不敌蔡英文，成为其副手。
“不可疑美”与“疑赖”
TVBS民调中心1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国民党若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2024，他们都以34%的支持度领先赖清德的25%。分析称，赖的“台独”论调让岛内外不安。
2017年9月，时任台“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在“立法院”答询时自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务实台独主义者”，次年3月他又重申自己是“台独工作者”。鼓吹“台独”让他饱受质疑，为了追求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职，赖清德近来刻意低调，抛出所谓的“和平保台”论调，企图与蔡英文的“抗中保台”进行切割。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如果真的要台海和平，台湾一些政客就应该放弃“台独”分裂立场，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来，不要再当外部反华势力的棋子。
1月8日，赖清德在竞选党主席政见发表会上称，不能让怀疑美国的言论成为社会共识，否则台湾会很危险。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这是赖提早向美国表态示好。中时电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蔡英文相信美国人，特朗普军售台湾11批次、拜登军售8批次，可是花了天价买军火，台海越来越安全吗？
《旺报》17日的社评称，若美方相关作为对台湾生存和发展有利，台湾当然欢迎，若反其道而行，台湾当然要理直气壮拒绝。更何况，美国抛弃盟友、过河拆桥，甚至为一己之利践踏道德底线的例子屡见不鲜。文章认为，绿营不允许有人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和能力提出质疑，对内是政治斗争需要，对外让台湾失去战略自主性，变成美国予取予求的免费自助餐。
即便赖清德“真情告白”，美国对他也并不信任。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美国前国安官员等熟知内情者，他们披露美方对赖一再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等言行感到不安，对他能否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存有疑虑。中时电子报发表社论称，赖清德这样一个对当权者腿软，又缺乏国际高度的政客，显然不具备治台的格局。赖清德将积极投入2024年选举，“面对民众诸多疑虑，他应该先说清楚，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环球时报）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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