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银行业保险业2022年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中国网财经2月3日讯(记者 郭伟莹) 今日，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此外，在新市民金融服务方面，银保监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着力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目前，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介绍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数据情况时表示，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202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79.4万亿元，同比增长10.0%。保险公司总资产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1%。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5.1万亿元，同比增长9.1%。2022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21.3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增速为11.1%，银行保险新增债券投资超过11万亿元。2022年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7万亿元，同比增长4.6%，新增保单件数554亿件，同比增长13.3%，赔款与给付支出1.5万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2022年，制造业各项贷款新增4.7万亿元，增量为去年的1.7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融资成本持续压降。2022年，新发放企业类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0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62个百分点。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大对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长35.7%，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超过40%。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加强对保障性住房金融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3万亿元。积极支持就业创业，创业担保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1%。引导信贷资金持续投入教育领域，教育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个人助学贷款同比增长22.1%。养老年金保险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持续推进。商业养老年金原保险保费收入617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单件数33.9万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已脱贫地区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
主要风险指标处于合理区间。202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3.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699亿元。不良贷款率1.71%，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例为78%，保持较低水平。2022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资产3.1万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处置2.7万亿元。“明天系”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银保监会已批准采取市场化重组和新设机构承接相关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等方式，稳妥风险化解，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风险抵御能力整体充足。202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3万亿元，同比增长5.4%。2022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5.17%，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05.85%，持续保持合理水平。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47%。目前，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12%，保持在合理区间。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以来，银保监会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深入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一是着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做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设备更新改造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工作。截至2022年末，已投放约74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2700多个。指导政策性、开发性银行用好8000亿元新增信贷额度，引导商业银行等同步跟进重大项目配套融资。2022年，支持发放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贷款1214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33.8%。
二是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2022年，新发放企业贷款超过一半投向民营企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23.6%，企业类贷款平均利率较2021年下降0.47个百分点。我们还重点引导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纾困帮扶力度。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业贷款全年合计新增7万亿元。
三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截至2022年末，高技术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5%，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6.6%。2022年，科技保险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22%。
四是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截至2022年末，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贷款余额25.3万亿元，长江经济带地区贷款余额98.8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贷款余额24.5万亿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地区贷款余额57.1万亿元，自贸区贷款余额11.4万亿元。
五是支持绿色转型和海洋强国。截至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35.7%；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处理、海洋环境服务等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2022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7%，海水养殖领域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45.3%。
六是支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2022年，保险业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2.6%。车险、责任险、意外险增长较快。保险公司赔付支出1.5万亿元。商业养老年金原保险保费收入617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单件数33.9万件。引导信贷资金继续投入教育卫生领域。截至2022年末，教育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卫生和社会工作贷款全年增量为2021年同期2倍。
覆盖新市民金融产品超3万个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市民金融服务时表示，银保监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着力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目前，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据介绍，为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银保监会联合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做好与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结合地方实际，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牵头主办2022年金融街论坛“金融精准服务新市民，奋进共同富裕新征程”主题论坛。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活动，宣传交流银行保险机构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进展和良好做法，有力推动政策落实落地，让具有潜在需求的新市民了解政策和服务。
同时，银保监派出机构积极推动政策落地。具体来看，一是制定具体落实政策措施。银保监局主动与地方政府对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地方政府政策，研究出台落地措施。联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行动方案，实现在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政策协同，提出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细化措施，促进实现新市民金融服务的便利化和均等化。
二是加大推动督导力度。银保监局选取重点城市和重点群体，分类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见成效。根据新市民特点，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丰富金融产品，加强对本地区新市民创业人员的金融服务；推动保险机构发展雇主责任险、建筑工人意外险、家政雇佣责任险等产品，加强对新市民的保险保障。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新市民住房安居、消费、创业等主要金融需求，强化新市民金融服务。
三是促进信息共享。银保监局会同政府部门完善信息平台，探索解决数据支撑不足问题，进一步夯实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基础。积极协同地方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地方征信信息服务平台，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多维度数据，优化新市民信用评价体系，精准定位新市民客户群体，加强金融服务。
四是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银保监局高度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根据新市民特点，宣传讲解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加大金融知识普及，提升新市民群体金融认知及获取能力。
此外，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具体来看，一是创新产品和服务，强化对新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优化信贷产品和保险服务，扩大支持新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服务供给。针对来本地创业的新市民融资需求，优化小微企业经营信贷产品。聚焦新市民较为集中的行业，开发相关保险产品。
二是加强住房金融服务，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
三是完善健康和养老金融服务，增强新市民基础民生领域保障。通过完善健康保险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助力优化社保和医保服务等方式，强化对养老行业的金融支持。部分保险机构积极与地方合作，推出商业医疗保险项目，推动当地医疗保障有效覆盖至新市民群体。部分银行加强与地方医疗保障部门的合作，便利新市民异地就医结算。
四是积极落实政策要求，加强新市民培训教育金融服务。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要求，支持新市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
五是针对新市民特点，提升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积极优化开户等基础金融服务，并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助力保障新市民合法权益。部分银行推出个人结算账户简易开户服务，方便新市民日常及发工资使用。部分银行等推出新市民专属银行卡，提供免收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服务费等优惠。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要看到金融服务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加强工作部署，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深入新市民群体，更加精准把握新市民金融需求，持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