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展现中共面向新征程的自信、务实、开放******
(中共二十大·观察)二十大报告展现中共面向新征程的自信、务实、开放
中新社北京10月16日电 (记者 李晓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6日在北京开幕。纵观习近平当天所作的二十大报告，自信、务实、开放态度跃然纸上。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报告对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的定位展现了对中国理念和道路的坚定信心。
过去十年，尽管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中国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8.5%，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
如习近平所言，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报告对今后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确立折射出从国情、世情出发的务实精神。
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于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报告给出了清晰的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动力机制和战略。此次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今后中国将既遵循以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等被各国共同验证了的普遍规律，又注重从自身实际出发有所“扬弃”，摒弃西方贫富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因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体现。眼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再升级，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供应链多处遇阻。在黄群慧看来，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之际，各国民众和平发展的意愿更强，合作共赢的呼声也更高。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顺应了这一期待。
报告对新形势下实现新任务路径的明确凸显了开放包容的态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在强化人才支撑方面，报告要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并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报告明确，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需要打造“升级版”，而实行高水平开放正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必然要求。
董煜表示，作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蓝图，中共二十大报告字里行间渗透“开放”二字，让全球看到了一个坚持开放反对封闭、坚持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的中国。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利好中国经济发展，也将为低迷中的世界经济注入新增长动力，稳定经济全球化大局。(完)
文物寄存办法惹争议 学者吁台北故宫应有使命感****** 中新网12月20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兰千山馆”文物因寄存合约期满，台北故宫以院区库房空间有限，倾向不再续约，引发争议。岛内多位学者19日在一场公听会呼吁，博物馆应以公共性为目的，机关的使命感应永存于心，即便是寄存，都应有相互信赖与尊重的过程。  台北故宫院长吴密察。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刘宗龙 摄台当局“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9日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来作为是否符合公共性？”公听会，就寄存办法的变革等问题，邀请学者专家进行讨论。 台北故宫院长吴密察称台北故宫典藏的质量很丰富并不需要以私人寄存的方式来弥补典藏。 吴密察说，台北故宫寄存办法的变革是为了“符合博物馆的公共性”，将以捐赠为前提的方式进行寄存，执行上分成两种方式：一是合约到期后即启动捐赠的审查程序；另一是在合约期满后确认寄存人同意捐赠，启动审查程序，若无捐赠意愿则由寄存人取回。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教文体育组召集人陈学圣认为，吴密察的说明，让人不解为何历经8任院长都相安无事的制度如今却“崩坏”，寄存制度被院长视为只是沦为有钱人的仓储？ 还有多位学者均指出，博物馆应以公共性为目的，一旦做出决策，影响的不只一代人更是后代子孙参与或接近文化艺术的权利，即便是以捐赠为前提的寄存，都应有相互信赖与尊重的过程。 东吴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维公则提醒，以捐赠角度看，重要文物要求捐赠在实务上可行性非常低，一旦文物迁出，再拿回来或借展的成本会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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